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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楹联的典型性特征

2009-12-28 13:29:32 来源:江南楹联网 浏览:2846

  我国的楹联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楹联的珍品,众彩纷呈,深受不同人群的喜爱。究其原因,与楹联的典型性分不开。典型性是楹联的根本特征。掌握这个根本特征,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楹联的认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发挥楹联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有助于楹联创作水平的提高。一句话,正确理解和掌握楹联的典型性,对于推动楹联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楹联与典型形象

  包括楹联在内的任何文艺形式,都不是对生活的简单记录。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要对生活中的素材进行改造、制作和提升,使之典型化。尽管不同的文艺形式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各不相同,但尽可能使生活典型化则是大体上相同的。如果说,小说、戏剧是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那么,楹联则是对丰富生动的形象进行概括。楹联的典型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特殊的手段和方式表现对象(包括人物、事件、风景名胜等等)的典型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楹联是典型形象的主题词。正因为这样,我国的一些古典名著或其他章回体小说,常用楹联作为回目。比如:《红楼梦》第19回的回目: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这是一副对仗工稳、极富才情的楹联。上比是讲宝玉与袭人彻夜长谈,倾吐肺腑之言;下比是讲宝玉去看望黛玉,闻到一股醉人的幽香,以为香料藏在黛玉的身上,便将手伸进黛玉的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还编了一个逗趣的故事。这副楹联是从袭人、宝玉和黛玉的生动形象中抽出来的,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又如,《红楼梦》第27回的回目: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这也是一副写得极好的楹联。上比是讲薛宝钗在滴翠亭边扑蝶,无意间听到亭内有人说悄悄话。为了消除说话人的疑心,并把可能招致的麻烦转移到黛玉身上,她便采用金蝉脱壳计走开了。下比是讲黛玉葬花的著名故事。这副楹联也来自宝钗和黛玉的典型形象。再如,《红楼梦》第37回的回目: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这副楹联的上比是讲探春提议成立诗社,得到了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惜春、李纨等人的热烈响应。他们先后来到探春的住处秋爽斋,立即起别号、定社长、起社名,做起诗来,并展开评诗活动。下比是讲诗社的第一次活动竟忘记邀请史湘云参加,于是宝玉迫不急待地在第二天就把湘云请了过来。湘云下榻于宝钗的住处蘅芜苑,并与宝钗连夜拟出了《忆菊》、《访菊》、《种菊》、《对菊》等十二道以菊花为题的诗题。《红楼梦》第37回集中表现了大观园一群年青人的喜气、朝气和才气。这副楹联成功地概括了这一典型性特征。

  《红楼梦》的这三个回目,对于我们理解楹联的典型性特征很有帮助。一方面,楹联以典型形象为基础。优秀的楹联通过对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件或典型的环境等等所作的概括来表现对象的典型品格。比如,我们不看故事,单凭“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楹联本身,就可以看出宝钗与黛玉多方面的差异:一是活动的地点不同。一个在明媚的滴翠亭,另一个在凄凉的埋香冢;二是体态不同。虽然同为美人,但环肥燕瘦。三是性格不同。“戏彩蝶”者洒脱;“泣残红”者多愁善感。这副楹联显示了不同的典型性特征,两者的对照非常明显。通过对照显示典型性特征,正是楹联的一大优势和长处。另一方面,正因为楹联以典型形象为基础,所以,它又往往能够引发读者对典型形象的丰富想象,使某种或某些典型形象在读者的主观世界中复活或复原。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一看到“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楹联,相关的形象便会自然地涌上心头。

二、楹联的典型性特征

  楹联的典型性特征,说到底,是楹联把握对象的方式。楹联不是集合或堆积一些零碎的、表面的、模糊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根本不是楹联,更不能叫人把这样的东西贴到门框上。楹联力求把握对象的典型特征,揭示对象的某些本质特点。它把握对象的方式,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紧密结合。它既重视抽象思维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工夫,又重视形象思维的生动性、具体性、形象性。这表现了楹联创作的难度,也能说明优秀楹联不容易产生的原因。

  为了说明楹联的典型性特征,不妨举几方面的例子。

  1.人物联。楹联归根到底是表现人物及其思想感情。其中不乏对人物的正面赞誉和对恶行的揭露与鞭挞。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这类楹联都着力概括人物的典型性特征。比如,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

  打开思想牢笼,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第1566页)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提倡新思想、新学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倡导自由的学术风气。这些就是这位教育家、思想家的典型性特征。毛主席曾经赞扬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上面这副楹联着重表彰蔡氏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抓住了蔡氏的典型性的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周天度的《蔡元培传》和一些描写蔡氏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里,蔡氏的形象丰满生动,但就典型品格而言,却没有超出上面这副楹联的范围。就是说,上面这副楹联恰恰可以充当那些作品的主题词。再如,林则徐有一名联: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

  林则徐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和思想家。他坚决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虽被革职,发配边疆,但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上面这副楹联,表现了一种高尚思想和情操,具有鲜明的典型性的品格。因此,它一直被后人传诵,引起强烈的共鸣。

  在人物联中,有些是揭露性的或惩戒性的。如《红楼梦》第二回所写智通寺楹联: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意思是说,明知自己死后还有足够的钱财维持家人的生活,却继续拼命捞钱,不愿缩手,以致把自己推上绝境,走投无路,这时想回头已经晚了。从身后有余忘缩手,到最后陷入绝境,是一切贪婪者的典型道路。因此,这副楹联表现了贪婪者的典型性的特征,具有警示的作用。

  关于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楹联,我想举出脍炙人口的两副。其一是:

  得成比目何辞死;
  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长安古意》)

  楹联的上比是从反面着眼。意思是说,如果你和我能结为夫妇,就是叫我立即去死,我也心甘情愿;下比则是从正面着眼。意思是说,我愿与你像鸳鸯那样自由自在,永不分离,这样的爱情生活比神仙生活还要好得多。所谓“不羡仙”,固然可直译为神仙生活不值得羡慕,但联中的真意却是,美好的爱情比神仙生活还要好上千万倍。这副楹联成功地表现了忠贞爱情的典型性特征。由于它以无数忠于爱情的典型形象为基础,所以人们吟诵它时,也会立即在自己的脑海里浮现出忠于爱情的鲜活形象。其二是: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这副楹联取日常生活中的春蚕和蜡炬这两种极平常的东西,却形成了极不平常的意象,表达出极其深刻的思想。上比取春蚕吐丝,死而方尽以及蚕丝悠悠,连绵不断来比喻和象征对爱人的不尽思念;下比取蜡炬在燃烧过程中不断流出蜡液,蜡炬成灰蜡液始干来比喻和象征与爱人生离死别的不尽伤怀。这副楹联同样成功地表现了忠贞爱情的典型性特征。由于它的高度的典型性和艺术性,这副楹联已超出了爱情的范围,其“春蚕到死丝方尽”一语成了崇高献身精神的至理名言。

  卢照邻和李商隐的这两副楹联是成功地表现对象典型性特征的楷范,是楹联中的珍品,充分展现了那些能够概括对象典型性特征的楹联所具有的光彩和不朽的生命力。

  2.际遇联。人有寿有夭,有顺有逆,有荣有枯,或锦上添花,或运交华盖。大量的楹联反映人的不同际遇,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不同色彩。这类楹联的典型性特征往往非常突出。我想举一副最简单而流传最广远的楹联: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君不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多少享福者不得尽其天年,而长寿者却穷困潦倒!福与寿尖锐对立,成了人生的一大缺陷。这副楹联恰恰填平了这个缺陷,表现了人群中幸福者最高和最完美的典型性特征。它概括了享福者的典型和长寿者的典型,并把二者综合为一,使任何一个多福多寿的人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它是夸张的,但人们并不觉其荒诞;它传之久远,但人们并不觉得它是陈词滥调。它之所以历久弥新,原因就在于,它来自生活,来自无数多福多寿的典型形象。这副楹联的典型性特征,使它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能够反映和代表社会多数人群的期望和理想。还有一副流传极为广泛的楹联: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生意兴隆,加上财源茂盛,可谓锦上添花。但这副楹联的核心却是“通”、“达”两个字。这两个字揭示了流通领域和交换行为的重要特征。“通”与“达”,是生意兴隆和财源茂盛的必要条件。禁锢与闭塞,就意味着生意萧条,财源枯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楹联作者的眼界是开阔的,楹联所概括的流通领域和交换行为的特征是鲜明而具有典型性的。

  在际遇联中,还存在另一种典型性特征:

  屋漏更遭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一卷)

  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鲁迅:《自嘲》)

  糟糕、倒霉与困顿是社会生活固有矛盾的反映,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这类楹联不过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困境典型化了。它们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社会的认识,符合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当大观园“省亲别墅”那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渲染极度豪华的楹联挂出没有多久,整个大观园的盛宴就曲终人散了。所以,从“福如东海”到“屋漏更遭连夜雨”这两种际遇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只想说明,楹联的典型性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3.经验联。楹联既然具有典型性特征,那么,它也就必然蕴含某些经验教训。楹联的教育作用、警戒作用,与楹联所包含的经验教训分不开。有些人正是基于楹联的这种功能,把某些蕴含经验教训的楹联,张贴或悬挂于平日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激励或提醒自己,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我们注意到,这类楹联也是从大量的典型形象中概括出来的。比如,林则徐题两广总督大堂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是一首豪气歌,也是一首正气歌,说明有广纳百川的豪气,才能成为大海;有壁立千仞的正气,不图个人的私欲,才能无比刚强。这副楹联集博大与刚强的典型形象于一身,而与狭隘、脆弱的典型形象尖锐对立。它给人的启示是,人生的正路是心胸宽广,意志坚强,不为个人的私利所动。又如,康有为赠杨舍联:

  德成言乃立;
  义在利斯长。

  这副楹联高举德与义的旗帜,可谓德、义双修,认为立德是立言的前提,正义是获得和保有利益的前提。相反,德亏则言不立,义失则利不长。这是从无数德、义双修的形象和背德失义的形象中概括出来的。这副楹联由于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所以,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然具有教育作用和警戒作用。还有一副传之久远的楹联:

  忠厚传家久;
  诗书世泽长。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家庭张贴或悬挂的楹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楹联之一。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把德力(忠厚)和智力(诗书)看作家庭振兴和发展的根本。这是从无数家庭盛衰荣辱的典型事例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在楹联的作者看来,对于一个家庭的振兴和发展来说,金钱和权势是靠不住的,霸道与愚昧更是危险的。这副楹联由于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所以,它具有较长生命力。当然,这副楹联中的“诗书”,如果仅仅是指儒家的经典,那就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可见,楹联的典型性特征,不但受时代条件的制约,而且受作者主观条件的制约。

  4.有关环境或景点的楹联。这类楹联极多,其共同的特点是寓景于情,特别是烘托一种气象。晚清学者刘熙载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寓矣。”(《艺概·诗概》)写烟霞,其实是要表现山之精神;写草树,其实是要表现春之精神。写烟霞、草树等等,归根到底是要表现人的精神和思想情感。《离骚》中的美人芳草,都有特定的寄托或寓意。由于寓景于情,所以,许多优秀的楹联言近旨远,内涵深邃,回味绵长,在表现典型性特征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比如:徐悲鸿的一联:

  骏马秋风塞北;
  杏花春雨江南。

  此联的上比与下比分别是三个名词,中间没有任何动词或虚词,显示出节奏的急促和韵律的铿锵,而且跨度极大,由塞北一下子跳跃到江南。它具有多义性。不同的读者会从中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或韵味。在我看来,此联是概括祖国山河的壮美,并表达出因这种壮美而感到的无比自豪。上比取祖国北方美的典型,下比取祖国南方美的典型。二者合一,便组成了一幅祖国山河无比壮美的图画。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便通过这副楹联表现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副楹联的典型性特征也是很明显的。因此,许多写环境或景点的楹联,其实也是在表现人的典型品格。比如,明代的徐霞客题小香山梅花堂楹联:

  春随芳草千年艳;
  人与梅花一样香。

  徐霞客品德高尚,不慕荣利,一生致力于旅游与地理学的考察。这副楹联就是他的人品的写照或表现一种像春景春花一样美好的人品。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后人把这副楹联悬挂在徐霞客的故居,供人们欣赏。

  即使是一些侧重于写景的楹联,也必须抓住景点的典型性特征。如刘金门题大明湖“薜荔楼”的楹联: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副楹联抓住了大明湖以至整个泉城的典型性特征,是对当时济南风光的经典性的表述。后人甚至要根据这副楹联来认识往日济南的风貌。

  在我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中,题写大观园各个景点的楹联,都具有典型性特征。这里举“有凤来仪”的楹联做例子。联曰:

  宝鼎闲茶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

  “有凤来仪”后来改为潇湘馆,是潇湘妃子林黛玉的住处。这个地方的特点是“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特别凉爽。“窗户外竹影映入纱窗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红楼梦》第35回)。上面这副楹联把潇湘馆的典型性特征表现了出来。其意思是说,茶炉即使不烧了(“茶闲”),那残留的烟也是一片翠绿;在幽静的窗前下过棋的人,指头还会感到持续的凉意。这副楹联不仅突出了环境的绿和凉,而且表现了主人品茶、下棋等悠闲的生活情趣。

  以上所举的四个方面,只涉及到我国丰富的楹联文化资源中极小的一部分。但是,仅从这个部分,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典型性特征作为楹联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楹联的优点和长处:准确而简明地表现出对象的典型品格,又不失诗的神韵。

三、楹联的典型性特征与二重性观照

  真正优秀的楹联,有金声玉振之妙。即使是其中的片言只语,人们也尊称之为“片玉”。片玉虽好,但不成其为楹联,这就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楹联是两个巴掌一齐拍。它总是双璧相依。我把楹联这种双璧相依的构成方式,称之为二重性观照。二重性观照是楹联表现对象的典型性特征的重要方法。

  所谓二重性观照,是从对象自身的联系中或从对象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来表现对象的典型性特征。二重性观照就是从全面性上揭示事物的典型性的品格。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里只想就其中的对照式、递进式和流水式作点说明。

  1.对照式。它是正与反的二重观照。有些对象的典型性特征,单从一方面看,难以觉察出来;只有同时从正反两方面观照,它才能得以显现。比如:杜甫的名联: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朱门”句的奢侈与“路有”句的惨状正好相反,对比强烈。如果光有“朱门酒肉臭”的片玉,人们只会觉得“朱门”的主人讲排场,奢侈浪费。这固然不好,但还不构成社会悲剧的典型性特征。加上“路有冻死骨”的二重观照,社会悲剧的典型性特征便立即显现了出来。。又如:鲁迅《自嘲》中的名联: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儒子牛。

  上比是讲对敌人的态度,坚贞不屈;下比是讲对人民的态度,鞠躬尽瘁。一正一反,缺一不可。二者兼备,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憎分明的典型性特征。我们来看杭州西湖岳飞墓的旧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上比表示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无比敬仰,下比表示对奸贼秦桧的愤恨和鄙视。一正一反,缺一不可。二者兼备,显示出正直人士忠奸分明的典型性特征。还有一联:

  良言入耳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见电视剧《天下第一楼》)

  在这副楹联中,良言与恶语的效果截然相反。二者兼备,深刻揭示了语言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上的例证,表明在二重性观照中正与反的对照式往往造成强烈的感情效果,使对象的典型性特征分外鲜明。

  2.递进式。从根本上说,楹联的上比与下比都是互相补充的。但是,结构不同,补充的方式也有所区别。在对照式中,一正一反的互相补充主要表现为相反相成,比如,“良言入耳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其中“良言”的“暖”,更显出“恶语”的“寒”,反过来也一样。至于这里所说的递进式,上比与下比的互补性则更为明显。它与一正一反的结构不同。它是左右手式的相依结构。左手与右手是相异的,是有差别的。但两者互相补充,使楹联在意义上有所递进、加强和深化,从而显示出对象的典型性特征。前面提到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等等,都属于递进式。为了加深对递进式的认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比如:毛主席《七律·送瘟神》之一: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上比与下比说的都是“瘟神”(血吸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两者直接补充,使意义有所加强。比如,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状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万户萧疏鬼唱歌”,那局面更惨不忍睹。正是这种“双璧相依”显示出血吸虫疫区的典型性特征。毛主席《七律·送瘟神》之二: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上比与下比说的都是消灭血吸虫病以后城乡所出现的热气腾腾的局面。两者直接补充。如果说,“天连五岭银锄落”所展示的还是传统的手工工具(鹤嘴锄之类),那么,“地动三河铁臂摇”所展示的显然是机械化的劳动工具了。这种“双璧相依”使意义有所递进与加强,显示出送走“瘟神”以后城乡新貌的典型性特征。当代诗人林从龙《纪念谭嗣同殉难百周年》的楹联:

  变法维新,誓昌国运;
  临危授命,唤醒民魂。(《林从龙楹联选》)

  近代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是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中坚人物。他的理论主张和在实践中的表现,突破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某些局限,而与后来的民主革命者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当顽固派反扑时,他本来有充足的时间出逃,但是,他自愿选择流血牺牲。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他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这副楹联上比的“誓昌国运”和下比的“唤醒民魂”两者互相补充,概括了谭嗣同作为维新志士的典型性特征。当代诗人赵玉林《挽老战士联》:

  跃马横戈,早岁忠贞驰战胆;
  亲民勤政,毕生劳瘁见丹心。(《灵响居诗文存》)

  这副楹联没有标出老战士的姓名,它正好适用于“老战士”这个群体。它的上比写战争年代“跃马横戈”的英雄气概;下比写和平年代的“亲民勤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老战士都是忠肝义胆,一片丹心。上比写“早岁”,下比进而涵盖“毕生”。上比与下比互相补充,显示了老战士的典型性特征。

  3.流水式。它又称之为流水对。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四》中说:“严羽卿以刘慎虚‘沧浪千万里,日夜一孤舟。’为十字格;刘长卿‘江客不堪频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为十四字格。谓两句只一意也,盖流水对耳。”所谓“两句只一意”的说法,容易引起误会。楹联的上比与下比,如果只是一个意思,即意义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那就犯了“合掌”的毛病。“合掌”为楹联的大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已故学者王力在解释什么是“流水对”的问题时说:“对仗,一般是平行的两句话,它们各有独立性。但是,也有一种对仗是一句话分成两句说,其实十个字或十四个字只是一个整体,出句独立起来没有意义,至少是意义不全。这叫流水对。”(《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页)这是完全正确的见解。“流水对”的基本特征是,由出句引出的思想需要直接依靠对句才能完成,出句与对句的主体部分必须对仗,就是说,“流水对”的主体部分是不同的,是有差别的。如果说,递进式像左手与右手那样互相补充,使楹联在意义上有所递进与加强,那么,流水式则更像是接力赛跑,上一棒只有依靠下一棒才能跑完全程。流水式的上比是引发句,下比是补足句或完成句。下比在意义上不同于上比,才能对上比起到补充的作用,才能使“流水对”作为整体的意义臻于完成,也才能反映出对象的典型性特征。先看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中的联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比讲革命志士怀抱崇高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下比是讲革命志士的血没有也不会白流。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人民的新天新地。上比的“壮志”,直接导出下比“换新天”的成果,使这一联语作为整体在意义上得以完成,从而表现出革命志士英勇献身的典型性特征。又如: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四首》之一)

  上比的“可怜”句只有与下比的“犹是”句结合才能成为一个整体,表示出完整的意义。这副楹联最值得注意的是主体部分的对仗。“可怜”句中的白骨与“犹是”句中的心上人截然相反,对比强烈。单是上比“可怜无定河边骨”,固然也能使人感到战争导致一些年轻生命的终结,成了垒垒白骨,深表痛惜,但还不足以构成社会悲剧的典型性特征。加上“犹是春闺梦里人”的二重观照,人的情感才会急剧变化,深切地感到那场战争的残酷性,从而显示社会悲剧的典型性特征。这副楹联表明,流水式有时也能够造成对照式那样强烈对比的效果。再如唐代的赵嘏在《杂曲歌辞·伊川歌第三》中的联语:

  可怜闺里月,
  偏照汉家营。(《全唐诗》扬州诗局本第27卷52首)

  这副联语的背景是丈夫因战事戍边,与妻子久别,两人苦苦相思。上比的“可怜”句没有独立的意义,是一目了然的。它因下比而显示出清晰完整的意义,也显示出离愁别绪的某种典型性特征。它的妙处在于,借月亮把因战争分离而苦苦相思的夫妇联系起来,实际上,“闺里”和兵营(“汉家营”)之间却横隔着万水千山。这短短的十个字,蕴含着无尽的痛苦、思念和对那场特定战争的反感。再看唐代宋之问在《苑中遇雪应制》中的联语:

  不知庭霰今朝落,
  疑是林花昨夜开。(《全唐诗》扬州诗局本第53卷43首)

  这副联语的背景是作者早晨起来,看到皇宫中的大雪。联语就是对大雪的咏叹。上比“不知”,引发下比“疑是”,表现出惊喜的神情。虽然上比与下比是并重的,但下比不仅使上比的意义得以完成,而且对雪景作了正面的描绘、渲染,表达出作者欣赏雪景时欢畅、喜悦的心情。正因为这样,这副联语表现了欣赏雪景的典型性特征。

  对照式、递进式和流水式在表现对象的典型性特征方面各有优势和特点。对照式彰显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性,递进式使事物的意义得以深化,流水式使事物的意义得以完成。从楹联上比与下比的关系而言,对照式是对立的统一,递进式和流水式是有差别的同一。二重性观照中的对照式、递进式和流水式虽然各有特点,但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就楹联的整体而言,差别性是楹联的生命。从差别中求同一,从对立中求统一,才使楹联多姿多彩,和谐圆满,才使事物的典型性特征得以显现。如果上比与下比没有差别,没有对立,那就是暗淡无光,死水一潭,也就根本不可能成其为楹联。

四、应当重新估价楹联的文化地位

  楹联同小说、戏剧一样是创造典型的。这是就楹联的本质而言的。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从古到今所有的楹联都很好地表现了对象的典型性特征。以往的楹联作品,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有不少表现事物典型性特征的优秀作品,也不乏格调低下的平庸的东西,甚至有一批文字游戏。游戏,包括文字游戏,只要内容无害,而且有人喜欢,是不妨继续玩下去的。我们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应该在楹联天地里设置文化禁区。但是,我们在提倡多样化的同时,必须奏响主旋律。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大力创作出表现事物典型性特征的优秀楹联作品,使楹联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楹联虽然不创造小说、戏剧那样的典型形象,但它概括事物的典型性特征。它高屋建瓴,提纲挈领。优秀的楹联对事物典型性特征所作的概括,是深刻生动的,富有哲理性的,因而能够深入人心,供人们反复回味,甚至使人永志不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一副优秀的楹联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部好的小说、戏剧逊色。比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联语,其深刻的思想和鲜明的形象,使许多同类的小说、戏剧作品相形见绌。它被几代中国人奉为座右铭。它在提高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使一般的文艺作品不敢望其项背。再如,“良言入耳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的联语,因为它有人们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参照系(“三冬暖”、“六月寒”),因为它能够引发种种具体形象,使人们一下子就明白进良言所造成的良好效果和施恶语所造成的悲剧,所以,在宣传语言文明的必要性方面,这副联语比许多长篇大论都更有说服力。为了说明楹联的作用和价值,我还想举毛主席运用楹联的例子。1941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提倡科学真理,提倡实事求是。他说:

  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毛泽东选集》第3卷)

  毛主席对楹联的看法和态度,不但是我们正确认识楹联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重新估价楹联的文化地位的重要依据。

  第一,毛主席说:“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并进一步问大家:“你们看,像不像?”这就是说,楹联能够替人“画像”,而且能够画得惟妙惟肖,能够表现、显示、概括事物的典型性特征。一句话,楹联具有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同样的功能。

  第二,毛主席劝人把对子记下来,甚至“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这表明楹联具有巨大的教育和启示的功能,这一点,是其他文艺形式无法替代甚至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小说、戏剧等等作品不仅难以“记下来”,更难以“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

  毛主席是善于运用楹联指导革命、教育人民的光辉典范。他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必须重新估价楹联的文化地位。中国的楹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形式,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并表现中国人所特有的智慧和才情。楹联是人民群众自娱自乐、互相激励、互相启发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工具。一个人的成长或事业上的成功需要多种条件。楹联在人们成长和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有时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激励和启示的作用。楹联是文艺中最精粹的一种体裁。优秀的楹联字斟句酌、千锤百炼,掷地有声。如果把文艺比作人的躯体,那么楹联就是文之心或文之胆。从学科建设方面来说,在诗词的系列中,楹联属于基础性的学科。缺乏楹联的基本训练,诗词创作的质量就很难提高。你先必须写好楹联,才有可能写好诗词。对于律诗和绝句的创作来说,更是如此。总之,楹联应当理直气壮地与小说、戏剧等文艺形式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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