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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联文体到清言小品

2009-12-28 12:22:04 来源:江南楹联网 浏览:2743

一、乔应甲及其《半九亭集》

  乔应甲(1559—1627),字汝俊,号儆我,山西猗氏(现临猗)张嵩村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初授湖北襄阳府推官,万历三十年(1602)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万历三十一年(1603)改淮扬巡按。万历三十三年(1605)请假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调浙江道御史。次年复归里,又丁忧两次,家居达13年之久。家居期间,曾协助地方调整田赋积弊,倡民疏浚涑水河道。天启四年(1624),起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天启五年(1625)改以御史大夫巡抚陕西,天启六年(1626),升任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掌院,因避祸上疏乞休致仕。天启七年(1627)病卒于家,终年69岁。

  乔应甲性耿介,好直言,在晚明激烈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树敌甚多,生前及身后的评价也褒贬参杂,反差极大。乔应甲任淮扬巡按期间与东林运动首领李三才交恶,遂相互攻讦。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当政,乔应甲被排斥,居家十数年。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得势,借“汪文言之狱”诛杀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士尽遭荼毒,其间乔应甲复得重用,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曾在天启五年(1625)正月一个月内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不管其主观上有没有党附魏阉,客观上已成为阉党打击东林人士的工具。崇祯二年(1628)三月由皇帝亲自主持“钦定逆案”,阉党自魏忠贤、客氏、兵部尚书崔呈秀以下二百六十余人共分七等罪,被刊布中外。其中魏忠贤、客氏被凌迟,其时乔应甲已去世,《明史·卷第二五三》云:“追论故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罪,削应甲籍,籍其赃。”至南明小朝廷弘光朝时,杨维垣翻逆案,乔应甲又得到了名义上的平反,《明史·霍维华传》:“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乔应甲任陕西巡抚时,适逢陕北大旱,饥民流窜,延绥巡抚请兵剿除,乔应甲以饥民宜抚置之不问,使李自成得以乘机扩充势力,后遂成席卷天下之势。《明史·卷第三○九》云:“天启末,魏忠贤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朱童蒙为延绥巡抚,贪黩不诘盗,盗由是始。”《崇祯实录》载:“给事中薛国观上言:‘贼之炽也,由乔应甲抚秦,置盗劫不问,实酿其祸。’”1641年,李自成路过猗氏,曾亲自来到乔应甲墓前焚香致祭,称他为“清白吏”。至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圣谕称乔应甲为“忧国廉官”,下令刻石纪念。乔应甲在其故里被誉称为“乔阁老”,在临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不少乔应甲除暴安良、为民请命的民间故事。

  乔应甲进士出身,博学多识,长于文笔,著述颇丰,计有政论、奏章及诗文等,据载其遗作有《便民实政》、《三实奏章》、《看山集》正续、《难焚草》(诗集)、《咫园诗集》等,但经过各种战火祸乱,现均散佚。现国内图书馆藏有其《再起奏草》和《诚信录》二书,民间则有他的个别奏章发现。

  2006年3月18日,新华网山西频道根据山西视听网的消息,以“临猗发现一套明代线装古书《半九亭集》”为题,发布了乔应甲著《半九亭集》被发现的消息:

  日前,记者在临猗县楚侯乡发现一套天启五年乔应甲著的线装古书《半九亭集》。此前,北京、南京等图书馆只存有书目。
  乔应甲是今临猗县楚侯乡张嵩村人,是明末一位思想家、政治家。自明万历20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即步入仕途,官至皇朝都察院右都御史。他为官廉洁清明,刚正不阿,乐善好施,人们尊称他“乔阁老”。乔应甲著有《便民实政》、《三实奏章》、《看山集》、《难焚草书》等著作,因历经战乱保存不多。此次发现的《半九亭集》共8卷8册,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一生廉明从政的感言、见识、总结。它的发现对研究明史和封建社会官吏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这本已保存了381年的古书由乔氏18代孙,今年72岁的乔永旺老人收藏。(王俊闳)

  2006年3月24日,新华网山西频道又根据《山西青年报》的相关文章再次发布相近的报道。4月8日,又有更详细的报道出现于腾讯新闻网,同时还配发了相关照片,报道称:

  4月8日,山西临猗县楚侯乡张嵩村,74岁的乔家第18代孙乔永旺展示他收藏的明末思想家、政治家乔应甲晚年所著的《半九亭集》。乔应甲是今临猗县楚侯乡张嵩村人,是明末思想家、政治家。自明万历20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即步入仕途,官至皇朝都察院右都御史。据乔永旺告诉记者,乔阁老系乔家第8世孙,《半九亭集》是其晚年的重要著作,存书由乔家12代孙收藏并代代相传至自己手中。据介绍,《半九亭集》取行百里者半九十之意,以警末路之难。经与北京、南京等大型图书馆联系,确认这些地方也仅存书目而无藏本,所以该书格外珍贵。(永俊)

二、半九亭集内容概述

  2007年5月,临猗县楹联学会在编纂《中国对联集成·临猗分卷》时,查检到此书,发现《半九亭集》共八卷,第一卷轶失,第二卷残缺,前六卷皆为偶句,第七、八两卷以律诗为主,附有部分偶句,残存各卷共有偶句3288副。鉴于此,临猗县楹联学会张延华先生以“临猗发掘出明代对联专著《半九亭集》”为题,向联界通报了上述情况,同时还整理出“明代对联专著《半九亭集》简编”,并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在此之后,山西运城市楹联学会获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半九亭集》善本,于是专程赴京对前两卷进行了复印,从而基本补齐了《半九亭集》的全部内容。下面把各卷内容简述如下:

  《半九亭集》卷一:序(第一篇序无头无尾)、序(李嵩)、续善利图说(关于求善与逐利的说理文章,文末有偶句1则)、心学(关于心学的心得散文,杂有偶句39则,以12首六言诗结尾)、论学(论述学习的偶句22则)、论文(论述文章的偶句及不对仗的联句18则)、理气(论儒道理气之辩的偶句6则)、定理(论天理定数的偶句7则)、醒世(劝世的偶句74则)、征粮(关于官府征粮的偶句61则,多段论说文字,另有一段64句的类诗文字)、写怀(类似自题联的抒怀偶句34则)、适意(表达作者闲适情怀的偶句48则)、官箴(为官箴言内容的偶句8则)、时事(关于时事的偶句10则)、谨言(关于言语谨慎的偶句18则)、辽事(关于辽东战事的偶句14则)、稽古(一些典章故实的偶句27则)、叹世(一些人生感慨的偶句33则)、鬼神(论鬼神的偶句9则)、书斋(关于读书治学的偶句16则)、弥盗(关于治理盗贼的偶句20则)、春联(很工整的春节联语22则)、寺观(描写寺观的偶句9则)、羽衲(关于道士僧人的偶句9则)、道释(关于道教与佛教的偶句30则)。

  《半九亭集》卷二:关帝庙(咏关羽的联语33则)、孔庙(文庙联2则,附明伦堂联语6则)、偶感(各类杂感偶句470则,夹杂排比偶句、论说文字及律诗一首)、君鉴(论为君之道的偶句12则)、兵略(论军事策略的偶句19则)、书牍(用偶句罗列一些典故词藻的出处,类蒙学读物,共95则)、譬喻(用偶句列举比喻的词藻,类蒙学读物,共12则)、信实(论守信求实的偶句6则)、持守(关于操守的偶句13则)、凝定(论意志及修养的偶句12则)、谭交(论交友的偶句6则)、处事(论处事的偶句10则)、处世(论处世的偶句7则)、习静(关于清静养生的偶句11则)、地理(谈阴阳地理的偶句4则)、风鉴(谈风水的偶句4则)、修养(关于修身和养生的偶句5则)。

  《半九亭集》卷三:看史·上(读史咏古人的偶句479则)。

  《半九亭集》卷四:看史·下(同上419则,杂有排比式偶句、论说文字及劝农诗)、园林(写园林风景的偶句152则,颇似园林联)、洗耳园(咏自家园林的偶句31则)、隐趣(咏隐逸的偶句84则)。

  《半九亭集》卷五:杂咏·上(随感的偶句661则)、览报(感慨时政的偶句25则)、垂训(警语偶句18则)。

  《半九亭集》卷六:杂咏·下(同上454则,另有骈散夹杂句十数则)、勤政(论勤政的偶句17则)、祷雨(求雨偶句7则)、慎终(论死葬偶句5则)、念亲(思亲偶句3则)、家联(居家联语8则)、格言(格言警语偶句127则)、坟墓(墓葬偶句5则)、洗耳园对(写园景的联语87则)。

  《半九亭集》卷七:律诗(占本卷十之八九)、四警(四句排比式的偶句,下同)、自处四条、世间四条、忠直辩和宽严解(前为吕叔简语,后为作者自对,两段大致对偶)、当官四条、居家四条、无尽四条、自警四条、国家四条、分定四条(四条下附4则偶句)、古人四条。

  《半九亭集》卷八:律诗(以五七言律诗为主,掺杂部分四言诗、六言诗等)、后附“学庸论孟四条”佚失。

  本书卷首李嵩序言所标日期为“天启丙寅仲春”,即天启六年春(1626),其时间在乔应甲正以御史大夫巡抚陕西与随后升任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掌院之间。因作者升职后旋即避祸乞休归临猗故里,并于次年(1627)病逝于家,所以本书的编纂整理当在1625年陕西巡抚任上,李嵩序言云“抚秦乔公甫入关而减驱从,却交际,清驿道”亦可为证。又因乔应甲去世的第二年即卷入“钦定逆案”,家产被抄,故《半九亭集》的刻印应在1626年的下半年到1627年之间。

  《半九亭集》收录的应该是作者二三十年来的各种诗文杂著,以“卷七”开篇第一首律诗为例,诗题为“己亥正月初五闻报”,此诗当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所作,诗的首句云“一官七载滞荆襄”,考乔应甲1592年中进士后授湖北襄阳府推官,至1599年正好在湖北为官七载。

  李嵩在《半九亭集》序言中称作者“为近体,为箴铭,为骈语,为杂著。”可见在作序者的眼中本书文体属性十分驳杂,从上述各卷的内容来看,其中包含了律诗、杂诗、古文、对联、箴铭等多种文体。《半九亭集》中以偶句所占的份量最大,对于这些偶句的文体属性,目前尚有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应全部属于对联文体,并进一步把《半九亭集》称为“对联专著”,另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偶句与《菜根谭》、《围炉夜话》之类的书相类,根本不属于对联文体。本文根据对《半九亭集》原貌与全貌的考察,通过对于对联文体内在结构及其边缘地带的辨析,结合对晚明清言小品的特征分析,最终对《半九亭集》中偶句的文体属性作出客观的判断。

  本文不参与关于乔应甲道德评价的任何争论,只进行其中偶句文体属性的研判,不管结论如何,均不会影响到《半九亭集》一书的文学价值及历史意义。

三、对联文体系统的内在结构

  对联是以上下联间的对偶修辞和语音修辞为基本特征的文体形式。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它介于文学类文体与实用类文体之间,既可以用来抒情、写景、说理,也可以用来满足社会生活与民俗仪式中特定场景的实用需求。对联在语言风格上以节奏鲜明的诗歌语言为主,句子内部沿用律诗型的平仄双交替形式,多句式的长联句脚平仄,则采用有规律可循的方式进行交替和相对。上述对联概念,虽然被称为是狭义的对联概念,但在存世的对联作品中,这类对联却占了绝大多数,可以说这一概念概括了明清至今主流的对联创作。

  当我们面对全部古今对联作品时,这种狭义的对联概念的局限性便显露了出来。首先从题材上,在文学类文体与实用类文体之外的一类谐巧类联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些联语既不是用来抒情达意,也不是为了某种生活场景或民俗仪式的实用而创作,它们或是仅仅为了展现某种文字技巧,或者是单纯为了表现作者的机敏、诙谐或滑稽。在清代《楹联丛话》的作者梁章钜看来,“楹联”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我们狭义的对联概念,对于谐巧类对联,梁章钜的做法是将它们另辑入《巧对录》一书,他在《巧对录·序》中说:

  余辑《楹联丛话》,多由朋好录贻,而巧俪骈词,亦往往相连而及。余谓是对也,非联也。语虽通而体自判,因别载而存之箧。

  这说明梁章钜的很多“朋好”一般都把谐巧类的偶句当成对联来看待,而梁章钜是出于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学观念,为了把“楹联”上升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才把不能达意的谐巧类对联排除在“楹联”之外。当我们以今天的文学观念来审视这些作品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巧对”不应该归入“对联”的名下。作为现代对联学和对联文化学术语的“对联”一词,形象地表现了上下联既“对”又“联”的文体特征,还可以认为是包含了“巧对”和“楹联”两个类别的总和,这种扩大了的对联概念,我们姑称之为广义的对联概念。广义的对联已经不再一种“单纯的文体”,因为它更类似于“诗歌”的文类概念而不再类似于“格律诗”这样单纯的文体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义的对联应该是由文学类、实用类和谐巧类三个板块组成的复合系统。

  用动态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复合系统,我们会勾勒出这一系统的发展历史:1、谐巧类对联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西晋的“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一联,其后一直以口头应对的形式流行于文人雅士之间,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有时也被写入野史笔记之中)流传于民间。2、实用类对联起源于宋初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题于桃符的春联,经过南宋到元代的缓慢发展,约至明代中叶改用红纸书写后才迅速发展为普遍性的社会习俗,而春联习俗又很快衍生出行业联、丧联乃至寿联、婚联等社会习俗,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实用联体系。3、文学类对联也出现于明代中叶春联习俗向全面的实用联习俗全面发展的时期。此时,对联文体已经由自发的阶段发展到了自觉的阶段,以杨慎(1488—1559)、李开先(1502—1568)和徐谓(1521—1593)等为代表的一些文人便脱离了习俗的实用性而开始进行纯粹抒情、写景和说理的对联创作,从而开了文学类对联的先河。

  “狭义的对联概念”的另一种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联的形式要素方面。语句沿用律诗型的平仄双双交替的这种节奏鲜明的诗歌语言,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存世对联,事实上对联语言的丰富多彩,已经完全吸收了古今各种汉语文体的语言特征,我曾在1995年作的《联学管窥》一文中这样描述:

  从句式和语言风格上区分,可以看出对联的发展就是不断融合各类文体特点的过程:庄重的五、七言源自律诗;典雅的四、六句式源自骈文;铺叙者源于赋;雅丽者源于词;流畅简洁并常带语助词者源于古文;并有以古今口语入联的俚语联和白话联。可以说,对联实际上是由各种文体特点复合而成的边缘文体,它们共同遵循对联的艺术特点,使对联最终形成“别是一家”的独立文体。

  语言风格的多样性,造成了语言节奏方式的多样性,直接的后果便是这些节奏方式完全突破了两字一顿的律诗节奏,这使得这些对联只能以其自身的语意节奏来灵活安排平仄,而不再是机械地套用律诗“平仄双交替”的格式。对于狭义的对联而言,对联的形式要求(特别是声律要求)是严格和整齐划一的,如同非黑即白的世界,要么是合律,要么便是出格。然而对于广义的对联而言,原来“一刀切”式的格律要求便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有些对联的形式要求可以极严,而有些对联的形式要求却可以相对宽泛,从“黑白图”的思维方式转换到这种“灰度图”的思维方式后,古今对联作品便都可以在一个从极严到很宽的连续分布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认识和理解对联文化的过程中,观察者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同样的客体并且是同样的角度,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用绝对、孤立的二分法来看世界,你只能得到一个“纯粹黑白”的世界;用相对、联系和系统的眼光来看世界,你会得到一个更接近客观的“从黑色经过由深到浅的灰色调而过度到白色”的世界;可以说,广义的对联观正是这种相对、联系和系统的观点。

  在广义的对联观点看来,古今存世的全部对联作品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非常有序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意抽取其中的一个维度,都会发现所有对联都连续而有序地排列在这根轴线上,或是均匀分布或是非均匀分布,或是正态分布或是递减的分布等等。比如,就对仗来说,可以看到从极度的工对到邻对,再到宽对,最后到似对非对的正态分布,也就是说极其工对的作品和极其不工的作品都存在,但数量上都很少,而处在中间的作品则数量众多。再如:从语言风格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极文到极白,或者说是从极古雅到极俚俗的分布;从声律要求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严格到字有定声——到只注意节奏点——再到仅注重句腰和句脚——再到只看句脚平仄”这样一个分布状态。我们选取的维度和轴线越多,对于对联系统的理解也就会越深入和明晰。

  在分析这些维度时,我们会发现在每一条轴线的最外端,并不存在一个截然中止的点,轴线总是逐渐消失的。如在“对仗”这一轴线的最外端是一种半对不对或称为似对非对的状态,而在“声律”这条轴线的最外端,同样是一种声律要求十分宽泛的状态,这说明了在对偶和不对偶之间并无一个截然的分界,在讲求声律与不讲声律之间同样也没有截然的分界,总之,我们可以说广义对联的系统在其最外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际,换句通俗的话,也就是说在对联与非对联之间,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分界。

  在对广义的对联概念及其系统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可以上升到更高的角度,从整个社会文化巨系统的高度来审视对联,此时的对联已不再是狭义的文体,也不再是广义的文类,此时的对联通过内部结构的有序建构以及与社会文化巨系统的全方位交互作用,已经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现象,站在“对联文化”的高度,我们看到的不是黑白的世界,也不是灰度的世界,而是一个层次分明的七彩世界了。

四、对联文化的边缘地带

  上升到了对联文化的高度,我们便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在对联系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在对联与非对联分野的模糊地带,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细部结构。为了便于从文体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让我们还回到对联系统由文学类、实用类、谐巧类三大板块构成的角度上来。我们可以先把一个代表了对联系统的圆进行三等分,得到的三个扇面分别代表了文学类、实用类和谐巧类的对联,因为该系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我们可以视这三个扇面的弧为虚线。若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说,这条虚线所表示的应该是一条有一定宽度的过度带,过度带的内侧是一些可以称为对联但在形式要求上十分宽松的作品,而在过度带的外侧,却分布着诸多本身并不是对联,但又与对联的基本特征——独立使用的由上下两句构成的对偶文字——相类似。

  通过对与对联有关系的其它各类文体及文字形式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在似联非联、不是联却与对联关系密切的边缘地带,存在着这样一些文体或文字形式。

  1、在文学类的扇区外方,存在着歌谣、赞、铭、格言、题词、摘句联、清言小品等文体及文字形式。

  歌谣:古代一些歌谣采取了上下对仗式的两句式结构,这类特殊的歌谣符合独立使用、上下两句和对仗三个特征,与对联构成了近亲的关系,如传为舜所作的《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此歌出《孔子家语》,最迟为东汉末年王肃伪造。汉代也有一些民间歌谣近于这种形式,如《顺帝末京都童谣》: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勾,反封侯。

  引这类歌谣相近的还有《左传·鲁隐公元年》中的两句母子对句:

  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郑庄公,郑武公之子,名寤生,是春秋初年的郑国国君,这里记载的是庄公与其母姜氏反目成仇后又设法和解的故事,文中称这两句为“赋”。

  铭、赞等古代文体: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铭文有时以两句对偶文字的形式来表现,如《全上古三代文》载周文王时的一些铭文,这些文字引自《太公金匮》,最迟出现在汉代以前:

  《鉴铭》:

  见尔前,
  虑尔后。

  《镜铭》:  

  以镜自照者见形容,
  以人自照者见吉凶。

  是书还有一些类似的作品,如:

  《杖书》

  辅人无苟,
  扶人无咎。

  《户书》

  出畏之,
  入惧之。

  还有刻在楹柱上的类似今天三柱联一样的文字,如《楹铭》:

  毋曰胡残,其祸将然。
  毋曰胡害,其祸将大。
  毋曰胡伤,其祸将长。

  赞是以颂扬人物为主的一种文体,《优古堂诗话》载宋代黄庭坚曾自赞其像曰:

  似僧有发,似俗无尘。
  作梦中梦,见身外身。

  另,古人有时也把对联作品称为“柱铭”,如张岱《西湖梦寻》中所载西湖名胜楹联均以“柱铭”称之:

  董其昌《于少保祠柱铭》: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青白在人间。

  格言:格言是可以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言简意赅的语句。从句法结构角度说,格言是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句子,可以独立用来表达思想。有部分格式在形式上是由相互对仗的两句话组成。格言一般出自古代的书面文献,经引用后广泛流传,成为独立使用的文字形式。如出于《尚书·大禹谟》的:

  满招损,
  谦受益。

  格言与对联复合而成的一个对联门类叫格言联,但在格言联与格言之间,存在着不少似联非联的作品。

  题词:亦作“题辞”,一般题在作品的前面,主要用来对作品表示赞许、进行评价的文体。近世则泛指领导人或名人留作纪念的题写文字。近世的一些题词是用与对联相类似的形式而作,如大家熟知的毛泽东为刘胡兰的题词: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摘句联:直接摘取他人诗文中原本已经对仗的句子而用于特定场合的联语称为摘句联。因为摘句联并没有经过创作的过程且诗文中的成句摘用之前也谈不上独立使用,所以摘句联的处境十分尴尬,只有个别经过了历史检验、原出处反而被人淡忘了的“摘句联”才勉强称得上是文体意义上的对联(如西湖岳坟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许多官员或名人所谓的“摘句联”,只不过是在不通对联创作的情况下,生拉硬牵前人成句而应景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对联艺术。

  清言小品:盛行于晚明的一种用简洁的语句来表现深刻哲理的箴言或是警句,属于小品文之一种。对于这类文字,明人又称其为清语、冰言、韵语、隽语、警语、格言、语录等。因下节要进行专门的论述,故此处从略。

  2、在实用类的扇区外方,存在着谚语、广告语、古小说插图装饰联语及章回小说标题、青词、符录咒语以及蒙学读物等文体及文字形式。

  谚语:谚语是熟语的一种。是流传于民间的比较简练而且言简意赅的话语。多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一般都是口头流传的通俗易懂的短句或韵语。

  谚语虽然多以口语的形式而存在,但除了押韵之外,对偶却是其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与对联文体稍有区别的是,谚语的对偶多以重字为主,如天气谚语: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有些对偶显得半对不对,如: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直。

  也有一些谚语与对联的对偶方式非常相似。如:

  妻贤夫祸少,
  子孝父心宽。

  另外,在谚语与对联两种文体中间,还有一种复合的形式,即集句联中的集谚语联,如: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广告语:又称广告词,一般特指广告标题用语,是为了加强诉求对象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印象而在广告中长期、反复使用的简短口号性语句。广告语作为一种文体有着简洁凝练、明白易懂、朗朗上口、新颖独特以及主题突出的特点,对偶也是广告语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段,如四川剑南春酒的广告词:

  唐时宫廷酒,
  盛世剑南春。

  再如义务献血广告语:

  民族在奉献中崛起,
  生命在热血里延续。

  明清古籍插图装饰联语:古籍插图自宋代便存在图文并茂的形式,至明代中叶对联文化真正广泛深入到民间习俗之后,明版书的插图便出现了一种专门装饰插图的联语,明万历年间福建、江苏一些书坊的刻书便大量采用了这种形式,如万历二十八年福建余德彰萃庆堂刊本《大备对宗》卷首有“苏武牧羊”的插图,图左右题联语:

  十九年来,凛凛雪毡持汉节;
  八千里外,迢迢云雁寄孤忠。

  此传统一直流传到清代,这种联语虽然是插图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作为独立使用的对偶句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

  章回小说标题:宋代话本小说,常在一段内容之后插一副对联。如《碾玉观音》中的“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志诚张主管》中的“闹钟始觉山藏寺,傍岸方知水隔村”,几乎每篇内都有。这些对联都是结合内容而做的结语,后来逐渐移至篇末。明代又发展到章回小说标题也用对偶句,像“四大名著”都是如此,只是对仗平仄在要求上没有一般对联那么严格。清代的《姑妄言》还发展到每一回的回目都有双重标题,各回以一对联语为回目外,又有另外一对联语为附目。

  如《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的标题为:

  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作为章回小说标题的对偶句,基本上依附于小说本身,独立使用的程度较插图联语还要差些。这种形式发展到近当代,又出现了以对偶句为标题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等等。

  青词: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至明代渐成一种文体。青词一般为骈俪体,要求形式工整和文字华丽,有时形式上与对联的长联较为相似。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青词》:

  青词乃醮坛请祷之词。明世宗朝,大臣词臣悉从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极二者,曾见一联云:“揲灵蓍之草以成爻,天数五,地数五,五五二十五数,数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无二上;截山角羊竹之筒以协律,阳声六,阴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统万年。”相传系夏贵溪手笔。

  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二“应制篇”第一条云:

  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然如袁文荣、夏贵溪所撰斋醮对联,传者不过一二,而浮夸之词,无当大雅。良由其时载笔之臣故无巨手,亦胜朝德政不足以备揄扬,故凌夷衰微,迄于无声。

  前一则称“青词”,后一则称“斋醮对联”,这两种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另外道教的符咒,即旧时道教方士及神汉巫婆等施行法术时所画的图形与口诀有时也以对偶句的形式写成。

  蒙学读物:蒙学是对儿童的启蒙之学,是由官方或饱学宿儒编撰的儿童启蒙教科书。这类书的特点:第一,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第二,使用韵语和对偶,便于朗读、记诵。蒙学读物的内容除了一些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典故外,还对儿童进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教育。有一类蒙学读物是专门用来指导儿童进行声律和对偶训练的,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这些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工整的对句组成,摘出来看都可以当成一副副对联,但从文体特征上来说,这些书只是蒙学读物。这与清言小品的属性很相似,事实上也有不少的清言小品被当成了后世的蒙学读物。

  3、在谐巧类的扇区外方,存在诗钟、谜联、对联故事及笑话等文体及文字形式。

  诗钟:诗钟的特点是限时限题写出一副七言的诗联,先用细线坠铜钱系在一根线香上,烧到一定的时间,铜钱落在下面承接的铜盘中,大家停笔,故名。限题主要有两种方法,诗钟以此分为两种体式:分咏体要求在上下联分咏出绝不相干的两件事物;嵌字体要求在上下联指定位置嵌上毫无关系的两个字。如张之洞《凉棚?申报》分咏:

  阴阳舒卷长绳里,
  欧亚纵横乱纸中。

  诗钟与对联在形式上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有些联集干脆作为对联作品编入谐巧类对联之中。

  谜联:是谜语同对联相结合的文字游戏,形式上是对联,但谜底却藏在其中。如传说纪晓岚所出的一副谜联: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里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为短品,却为妙文。

  这上联的“是黑白红黄”即为“青”,“和狐狼猫狗仿佛”为“犬”字旁,合起来是个“猜”字;下联“诗词论语”都有的是“言”字旁,对“东西南北模糊”则是“迷”,合而为“谜”。整个谜联的谜底正是“猜谜”二字。

  对联故事与对联笑话:对联故事是以对联为内容的故事和传说,通过故事情节和对联内容,表现撰联人的身世、遭遇、情操、情感和智慧,或表现出句人与对句人出题、答对中的性格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便于口头讲述和流传。对联笑话是以对联为主体内容的幽默故事,篇幅短小,故事情节简单而巧妙,往往出人意料,取得诙谐幽默的艺术效果。大多以巧联来揭示生活中乖谬的现象,具有讽刺性和娱乐性。

  故事及笑话中的对联虽然不具备独立性,但因此联往往是故事的核心,所以对联故事与对联笑话这两种文体,也应视为处在对联文化的边缘地带。

五、晚明清言小品与对联

  “小品”一词出现于晋代,本佛教用语,指佛经的节本,因其篇幅短小,语言简约,便于诵读和传播。晚明文人为逃避政治祸患,不少人寄情于佛,他们将“小品”概念移植到文学中,于是便出现了“小品文”。晚明人最初的“小品”观,大体上指散文体,篇幅短小,隽永新异。经晚明文坛“山人”一族的领袖人物陈继儒等人的提倡,“小品”一词遂不胫而走,一时人人竞相写小品、选小品、论小品,蔚然成为风气。后又经清代以来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小品”的评价,“小品”一词遂固定下来,作为这类文的通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在浙江巡抚采进本《学问要编》最后说:

  相其文格,亦全类明万历以后清言小品之蹊径。元人敦笃,无此体裁,毋乃后人伪托,抑或有所窜乱欤。

  上面所称“清言小品”,是晚明笔记体小品中的一种清言体,大陆学者欧明俊在《论晚明人的小品观》一文以专门章节对清言作了介绍:

  清言体:即格言式、语录体的笔记,是笔记中独特的一体。又称清语、清话、冰言、韵语、冷语、隽语、嘉言、警语、法语、格言、语录等。它是用简洁的语言表现深刻哲理的箴言或警句,是随时的片断的心灵感悟和人生省察的纪录。篇幅短小,多三言两语,多联语、对语、韵语、骈语,体制上介于诗、骈文和散文之间,韵散结合,是诗化的散文。

  台湾学者郑幸雅在《晚明清言研究》中,对作为一文学样式的清言进行了清晰而周全的定义:

  清言者,是一种格言式、语录体的小品,内容表现深刻哲理的箴言或警句,类似语录、善书;其撰述的动机是怡悦性情、聊以自娱,所采取的撰述态度是以述为作的观念,文学于此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是与宏篇巨幅相对,属随感顿悟、信手摘录的短幅小作;撰述的题材十分广泛,山林泉石、鱼禽花鸟、国家治乱、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以人之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主要课题,珍视个体的存在价值,在历史与人生的悲感下,不断地思索人生,叩问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将之表现在人生的感悟上;在思想内容上,带着三教调和的倾向;在风格方面则反映了“清”的意识,含有高雅的意味;清言作品快若并州之剪、爽若哀家之梨、雅若钧天之奏、旷若空谷之音,带给读者审美的愉悦,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

  清言小品并非晚明才有的,明初、中叶都有一些这类作品,如朱存理的《松下清言》,何景明的《四箴杂言》,敖英的《慎言集训》等。到了晚明则更加兴盛起来,这方面的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诸如田艺衡的《玉笑零音》,陆树声的《清暑笔谈》,吕坤的《呻吟语》,洪自诚的《菜根谭》,屠隆的《婆罗馆清言》、《续婆罗馆清言》,陈继儒的《岩栖幽事》、《小窗幽记》,黄汝亨的《寓林清言》,吴从先的《小窗四纪》,祝世禄的《祝子小言》,彭汝让的《木几冗谈》,李鼎的《偶谭》,乐纯的《雪庵清史》等许多清言小品集。

  清言小品若按编著方式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作者拈出自我沉思所得而独立编著,第二种系作者藉取前人嘉言格语,从古籍或同时代人著作中编著而成。自著的清言小品如屠隆的《娑罗馆清言》、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等;编著的清言小品如陆绍衍的《醉古堂剑扫》、闵度的《听松堂语录》、郑瑄的《昨非庵日纂》等。以《醉古堂剑扫》为例,它其实不是作者第一手创作,而是从数十本前人著作中编选而来,包括古人和当代作品。尽管此书最基本的材料是别人撰写的文字,陆绍珩在读书的时候节录出来,起初也只是随手抄录,尚未赋予意义,但在他重新整理平日摘记的文字,用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列出“醒、情、峭、灵、素、景、韵、寄、绮、豪、法、倩”十二个主题,分别安置在这十二个篇章中,每个篇章前面写一篇引言,就产生述作的特质。据查,此书从《岩栖幽事》、《安德长者言》、《太平清话》、《读书十六观》、《茶董序》等书集录了400多条佳句名言,仅《安德长者言》中的就有320多条。

  晚明“清言”是一种精致而优美的格言式小品,而其内容大多表现晚明文人的闲情逸致,清言的语言往往融合骈文之韵与散文之气,高雅整饬而又灵动畅达。清言虽多偶句,但用典较少,风格更为自然清新、流畅自由,读起来如行云流水,自如无碍。这种骈散兼行的笔法,使骈文的整饬偶对之美,声韵协调之美,辞藻雅丽之美与散文的错综变化之美,气势畅达之美,本色平实之美,相辅相成,体现在极短的篇幅内。如洪自诚的《莱根谭》:

  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
  百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夭。

  扫地白云来,才着工夫便起障;
  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明。

  再如屠隆的《娑罗馆清言》:

  三九大老,紫绶貂冠,得意哉,黄粱公案;
  二八佳人,翠眉蝉鬓,销魂也,白骨生涯。

  道上红尘,江中白浪,饶他南面百城;
  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

  再如陆绍珩《醉古堂剑扫》:

  种两顷附郭田,量晴较雨;
  寻几个知心友,弄月嘲风。

  楼前桐叶,散为一院清阴;
  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

  以上三书被认为是清言小品中三部代表性的作品,从中摘取的这些偶句,与对联极为相近,究其句法,与明代对联作品也可以说毫无二致。

  从对联发展史来说,明代之前根本没有对联这一称呼,所谓的对联创作,只是个别风雅之士一时的心血来潮,既未在文人中形成风气,更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习俗。只有到了明代,准确地说是到了明代中叶,对联才开始在实用性与文学性两个方面有了迅猛的发展,随着以红纸书写的春联在全社会形成普遍性的习俗,其它庆吊类的生活场景也开始使用对联。在此期间,不少文人自觉地介入到对联创作的领域之中,特别是名胜、园林、祠庙类的对联创作,文学类对联于此时开始滋生出来。随着作者日众,对联创作在形式上也日趋复杂化,对联开始变得越来越长,句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势头。

  经过正德、嘉靖年间的兴盛,至晚明时,对联文体已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可以猜想,清言小品在这一时期的爆发式繁荣,多少受到了对联文体发展的影响,我们用上述清言小品的偶句与正德间的杨慎及嘉靖间李开先的联语的句法特点相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杨慎题昆明西山华亭寺

  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外;
  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李开先散对

  攻诗追杜子,月满窗前,照见吟肩抖擞;
  惊梦失周公,风回枕上,俄闻残角悠扬。

  当然,晚明清言小品中的这些优秀的偶句,肯定也对清联的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清言小品中的偶句虽然与对联极为相似,但如果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表述:

  1、对联是以“副”为基本单位,由上下联组成的一对对句(有时加上联题或横批)便是一副完整的对联。清言小品一般以一本书为单位,之下又按内容类别分篇章。如《四库全书提要》对《雪庵清史》的评介:

  是书皆小品杂言。分清景、清供、清课、清醒、清神为五门,每门又各立子目。大抵明季山人潦倒恣肆之言,拾屠隆、陈继儒之余慧,自以为雅人深致者也。

  清言小品中的每一对偶句,只是全书及篇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便是意义上相对独立,但从文体角度也不可以独立地来看待。清言小品中的每一组偶句称为“一则”,例如《幽梦影》一书共二百一十余则,每则字数少则八字,多则两百余字,大部分每则字数约在几十字之间。清言小品在形式上多对联式、重迭式的俪句韵语,但这些对联式的俪句并不能视为一副副的对联作品,从作者的动机是按清言小品不是按对联作品进行创作的,所以这类作者没有对联创作主观自觉的作品,不应该视为对联作品。

  2、清言小品偶句与对联在形式上的第二个区别,便是前者大量出现同位重字,对联作品则力求避忌重字相对。对联只在很极端的情况下出现个别以“之”字对“之”字的作品,但在清言小品的偶句中,以相同字相对的情况则时有发生。如《菜根谭》:

  面前田地宽,使人无平之叹;
  身后
惠译久,使人有匮之思。

  忧勤美德,则无以适性怡情;
  澹泊
高风,则无以济人利物。

  3、清言小品偶句与对联的第三点也是最为明显的区别,便是清言小品的偶句并不限于对联式的两句对偶,它还时常出现三句或三个分句以上相对的排比修辞。如《醉古堂剑扫》:

  商贾不可与言义,彼溺于利;
  农工不可与言学,彼偏于业;
  俗儒不可与言道,彼谬于词。

  好辩以招尤,不若讱默以怡性;
  广交以延誉,不若索居以自全;
  厚费以多营,不若省事以守俭;
  逞能以受妒,不若韬精以示拙。

  因为清言小品也是处于对联文化边缘地带的文体,所以明白了清言小品偶句与对联文体的相近之处和不同之处,能够使我们对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分野了然于胸。

六、《半九亭集》文体辨析

  本文辨析《半九亭集》文体属性的具体方法,主要是按照前文所列清言小品与对联作品的三点区别来进行:

  1、对联是以副为基本单位,众多对联则可以汇成一部联集,早期的联家个人联集之下并不分门别类,如现存最早的个人联集明代李开先(1502—1568)《中麓山人拙对、续对》只分上、中、下卷,并不按联作内容区分篇章。清初李渔(1611—1680年)的联集同样不分篇章,直到晚清俞樾(1821—1907)的《楹联录存》仍不按类别区分篇章,只分成一至五卷及附录的集联。最早以内容分篇章的对联书是梁章钜(1775—1849)的《楹联丛话》,此书根据对联内容共分为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十个篇章。《楹联丛话》只是联话类的著作,个人联集以内容分篇章的,最早可能要数清末钟云舫的《振振堂集》以及清末民初王闿运的《湘绮楼联语》,前者分为名胜类、祝嘏类、喜姻类、庙宇类、颂扬类、祠堂类、吊挽类、泛酬杂缀类、药草类、地名类等十个篇章(不含续集),后者则分为院宇、荣庆、哀挽、赠联、补遗五个篇章。

  清言小品是以一部书为基本单位,其上往往根据不同的主题而分成若干个篇章,如《醉古堂剑扫》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寄、绮、豪、法、倩”十二个篇章,《格言联璧》分“学问类、存养类、持躬类、敦品类、处事类、接物类、齐家类、从政类、惠吉类、悖凶类十个篇章。当然,也有不少的清言小品不分篇章,只由一则一则的对偶句组成,如《幽梦影》。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半九亭集》包括的“胜迹”、“庙祀”、“君鉴”、“看史”、“园林”、“隐趣”、“垂训”、“勤政”、“祷雨”、“格言”、“坟墓”等篇目,可以看出它的文体特征更倾向于是清言小品。

  2、偶句中出现大量重字相对,是清言小品类著作的一大特点。对联文体只在极少情况下许可个别“之、乎”之类的文言虚词相对,但不会存在实词相对的情况。从《半九亭集》中的偶句来看,其中有大量同位的重字相对,且多半都是实词,这类情况几乎占了《半九亭集》全部偶句的大半以上。如:

  事可做,精神出,事;
  功求成,
力量去,功。

  有二言,曰惟平怨,足用;
  
有二语,曰惟生明,生威。

  恶人知有势,不知理降,守理终安稳;
  小
人知有钱,不知法诎,畏法免刑罚。

  让字是个美德,条正路;
  争
字是条邪径,个祸基。

  善观者不以其为可畏;
  
善观者不以其为可忽。

  还有大量偶句在形式上明显与对联文体根本扯不上关系,随便翻检一下,如:

  强者自为恶,则有败亡之理
  弱
者自向善,则有兴存之理

  朱晦庵人能平心和气学问根本;
  程伊川
敬则无己可克省多少事。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半九亭集》偶句的语言风格明显是清言小品文体而不是对联文体。

  3、对联只能由对偶的上下两句组成,而清言小品中的偶句却可以出现两句以上的排比句式。我们看到在《半九亭集》卷七中收录的基本上都是四句相对的排比句式,如:

  为官四条

  律己以廉:古人称廉士,曰茹蘖,曰励冰,言清且苦也,一涉染者,他美莫赎,是故杨震怀四知之畏,而峻邻暮夜之金。
  抚民以仁:古人称仁人,曰岂弟,曰恻怛,言慈旦悲也,一念残忍,立见荼毒,是故孔门有强恕之行,而深戒得情之喜。
  存心以公:古人上临下,有国法,有天理,言监旦衡也,一事狗人,是非颠倒,是故孔明谓吾心有称,而不能别作重轻。
  莅事以勤:古人称修业,曰精勤,曰荒禧,言警且规也,一或玩揭,百职堕弛,是故成公说禹惜寸阴,而众人当惜分阴。

  不仅如此,《半九亭集》有些篇章中还出现了多至十几句的排比句式,如卷四“看史·下”中的:

  试看今日之域中,自国都以达闾阎,几个不是思乱之人?
  再看今日之人心,自冠盖以及服履,那件不是召乱之事?
  三看今日之职官,自大老以逮末品,那个不在徇利一边?
  四看今日之衙役,自六房以至皂快,谁人不有顶首若干?

  卷一中“征粮”中间,曾出现56句似诗非诗、似偶句非偶句的文字,却被整理者统计为27副对联:

  堂上若非贤父母;仓中那得免号呼。
  号呼号呼肠可断;父母父母耳难闻。
  号呼号呼拶指痛;父母父母暂绳松。
  号呼号呼撺见骨;父母父母减加封。
  号呼号呼夹起打;父母父母雪添霜。
  ……
  号呼号呼难释放;父母父母仍还仓。
  但教仓里减号呼;还是民间贤父母。

  除了以上三点外,我们在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根本不对仗的联句,如:

  文章无古今;
  欲造平淡难。——卷一·论文

  椒花献颂上元节;
  阳归阴谢冬至后。——卷二·书牍

  御戎无上策;
  当以气数胜。(中国阳夷狄阴)——卷三·看史(上)

  还有一些在偶句之间杂以小段散体议论的情况,如卷五·杂咏:

  乔应甲曰:往古勿论,看我皇明王公守仁说今日总兵,有曰势家豪门资其权力,其委之也,敢不爱乎?其爱之也,肯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五十年前预为今日道之矣,惜哉痛哉!

  文、偶句、诗各种体式在一个篇章之内杂陈的情况,如《心学》一章,开头是文,后边则文与偶句夹杂,最后从“涉世不妨过慎,做人不在好高;伏枕勿念蝶梦,得闲且读离骚。”开始,便是12首格式相同的六言诗。

  鉴于此,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断定,《半九亭集》绝不是一部“对联专著”,其中的偶句部分,在文体属性上肯定属于清言小品,绝对不属于对联这一文体形式。

  张延华先生在“明乔应甲《半九亭集》中所反映的民本思想”一文开头表示:

  实事求是地讲,明乔应甲《半九亭集》中的对联,应当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完完全全的对联,不论从词语对偶的词性相同、结构相似、节奏一致方面分析,还是从声调和谐的平仄交替、平仄相对、上仄下平方面衡量,都是无可挑剔的;第二种是基本上合律,但为了意思上的准确表达,牺牲部分联律,即瑕不掩瑜的对联;第三种是欲吐胸中块垒而完全不受联律束缚的,只能算字句对等的联语。

  事实上古今任何一位联家的作品集中,都不可能在语言风格及对偶声律等形式要求方面出现这么巨大的反差,这也反证出《半九亭集》中的全部偶句不属于纯粹的对联文体,这种风格只能更倾向于是清言小品。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专门说明一下,晚明小品真正的兴盛期,仅仅在万历末年到明末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约1620—1644),而《半九亭集》的成书年代恰恰是明天启6年,即公元1626年。

  清言小品可分为自著与编著两种,经查《半九亭集》中也有很多句子都是摘自古人或同时代人的成句,这说明本书内容并不完全是出于自著。出自古人诗句的句子如: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此联出南宋方岳(1199—1262)《别子才司令》诗:“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自识荆门子才甫,梦驰铁马战城南。”再如: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尽道青山归去好,青山能有几人归。

  上两句出唐代灵澈《东林寺酬韦丹刺史》,下两句出唐代杜牧《怀紫阁山》。《升庵诗话·卷六》“杜牧诗”一条对二者进行过比较:“‘尽道青山归去好,青山能有几人归。’比之‘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殊有含蓄。”。有一点需注意,此四句虽以对联形式排列为上下两联,但四句之间却毫无对仗关系。

  近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易为春。

  此联出宋人俞文豹《清夜录》所录苏麟断句,再如曾在《半九亭集》中两次出现过的“他山有石能攻玉”一语,出宋人邵雍《书事吟》诗。再如:

  千江有水千江映;
  万里无云万里明。

  此联出自宋人雷庵正受《嘉泰普灯录·卷十八》,原句为:“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有些句子则出自古人文章,如:

  文王拘而演周易;
  孔子厄而作春秋。

  左丘失明叙国语;
  屈原放逐赋离骚。

  此两联均出司马迁《报任安书》,只是第二副改一“叙”字。还有些联是出自同时代稍早于乔应甲的其他人的清言小品,如直接摘自洪自诚(1603年前后在世)《菜根谭》中的一联:

  心地上无风涛,随在皆青山绿树;
  性天中有化育,触处都鱼跃鸢飞。

  还有一些属于局部借用他人清言小品中的句子,如:

  洞中石几藤床,看飞烟驰雾满乾坤,堪供我北窗一枕;
  檐外竹林松径,听鹤唳琴鸣随杖履,不羡他南面百城。

  此联结句明显借用自屠隆(1542—1605年)的《娑罗馆清言》中的这一则:

  道上红尘,江中白浪,饶他南面百城;
  花间明月,松下凉风,输我北窗一枕。

  以下两联因与清代邓石如题碧山书屋联相似,于是被当成了《半九亭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

  清晨端坐坐无营,取架上左传文、马迁史、相如赋、南华经、少陵诗、右军贴、屈子离骚,开卷广胸中识见;
  亭午高眠眠且觉,想世间沧海日、赤城霞、巫峡云、洞庭月、峨嵋雪、广陵涛、庐山瀑布,何地非物外逍遥。

  闲翻迁史咏杜诗,芸窗内,收古今绝艺;
  坐对峨嵋环涑水,斗室中,绘宇宙奇观。

  其实这两联的主体部分都是出自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中的这一则:

  沧海日,赤城霞;蛾眉雪,巫峡云;洞庭月,潇湘雨;彭蠡烟,广凌涛;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陆绍珩其人虽生卒年月不详,但《醉古堂剑扫》一书最早有天启甲子本(1624),这比成书于1626年的《半九亭集》要早,就二者而论,只能是乔应甲借鉴自陆绍珩。因《醉古堂剑扫》一书也是编著而成,所以此联应当还存在更早的源头,梁羽生先生曾谓出自李东阳(1441—1516),因无法查实出处,故不论。从文字版本上看,清人邓石如应该是从《醉古堂剑扫》一书中摘出书写,并当作书房联使用。

  虽然我们能够找出一些《半九亭集》属于编著的例句,但并不说明本书内容全是摘录自别人,有些作者的自道偶句,绝对是出自乔应甲自己的手笔:

  段秀实非公会不举乐饮酒;
  乔应甲居京师不设席赴席。

  由此可见,《半九亭集》中的数千副偶句中,既有乔应甲的自撰,有一部分是借鉴前人的句子加工润色而成,还有一些属于直接摘录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成句。

七、《半九亭集》与对联文体

  《半九亭集》的偶句部分从总体上来说是应该是一部清言小品集,但《半九亭集》与典型的清言小品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晚明清言小品是在理学衰微、心学兴盛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向内心进行探索的产物,也是失意文人和政客消及避世的寄托物,与此相比,《半九亭集》却明显带有积极用世的色彩,并不单纯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清”。

  清言小品与对联文体本身便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明清言小品可能会编著进去一些传世的对联作品,后世也会从清言小品的偶句中抽出一联直接当成对联使用。一般清言小品集中的偶句在形式上与对联十分相似,把清言小品误判为对联集的事例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如民国广文书局版《楹联丛编》收录各类对联集25种,其中便全文收录有清言小品集《格言联璧》。

  虽然偶句的形式很相似,但清言小品与对联在文体上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分别,相比之下,《半九亭集》与一般清言小品有着一定的区别,这便是书中的偶句带有更为浓重的对联文体的色彩,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1、《半九亭集》中一些章节的名称,指明了其中的偶句具有对联的性质,如卷一的“春联”,卷六的“家联”、“洗耳园对”等。从对联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对联文体在明代还不可能脱离实用性而出现纯粹抒情的文学类对联集,即使出现的话也只能占全部作品的很小部分,如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续对》中的“散对”部分。《半九亭集》的偶句部分基本上可以说是纯粹抒情的作品,而只有在这几个篇章中才明确地显露出实用的属性。“春联”部分应该是作者所使用的春节对联的集合,“家联”部分应该是作者居家悬挂对联的集合,“洗耳园对”可以认为是作者专为洗耳园专向创作的一组对联。《半九亭集》卷四中已经有了“洗耳园”这一篇章,卷六中却又出现了“洗耳园对”的名目,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测“洗耳园对”确实具有实用对联的属性。

  2、《半九亭集》中的一些内容,表现出作者有着很明确的对联创作意识,如卷一“心学”一节开头说:“余仿赵清献焚香告天意,每白日看书得料,夜间想为对联,次早书于格,三阅月矣。初时念头在隐居一边,多吟园亭景趣……”

  《半九亭集》偶句中直接说到“吟对”和“作对”的也有不少,如:

  抱膝亭中,非吟对句浑无虑;
  游心物外,不动棋声只是眠。

  有友移樽,不是说情便讲债;
  无人闭户,多吟对句又读书。

  敲棋竹下着频换;
  吟对花间字渐更。

  读书医俗俗难医,莫若得人醒世;
  作对遣怀怀可遣,也须奇句惊心。

  3、乔应甲在《半九亭集》中记述了自己对于对联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也记录了自己及朋辈的对联创作实践,如:

  邵二泉试对,月白风清,鹤唳一声山寂寂;
  张萝峰应对,云行雨施,龙飞万里海茫茫。

  见识惟诗书可长;
  句联非平仄不工。

  出对要上呼下应;
  肖题在即境生情。

  张宾王同社友访吴小窗,欲信宿焉,落日,远远望江中千艘如天,帆影若流。宾王曰:樯标远汉,昔时鲁氏之戈。小窗声应曰:帆影寒沙,此夜姜家之被。一时社友鼓掌称叹。如是方为呼应,方是情境。然亦有得情不在呼应者。余蓬室多柏,一夕偶吟二句:风动竹帘,翠柏檐前摇日影。多方思之,莫知所对。越数日,闲步园林,闻黄鹂鸣,不觉欣然,凑成一联:阳回黍谷,黄鹂郊外送春声。盖即景得情,愧不呼应耳。

  由这些记述,可以想见乔应甲本人似乎是很痴迷于对联创作的。

  除上述三点之外,还有一个证明《半九亭集》与对联关系密切的最有力证据:在乔应甲故里临猗县张嵩村现存有应甲父母的神道碑,在碑阳“敕封文林郎四川道监察御史联轩乔公神道”正文的两侧,刻有一副墓葬对联:

  堕泪残碑,哀哀父母今何在;
  痛怀修夜,楚楚肝肠只自知。

  查《半九亭集》卷六“坟墓”一章,此联赫然在目。这一证据说明《半九亭集》并不是与对联文体关系不大的那种典型的清言小品集,书中的确收录有一定数量的在现实生活中使用过的对联作品。

  因为作者曾表示过“作对”、“想为对联”等,也导致有人认为书中所收偶句均为对联文体,这一看法无疑是以偏概全了。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即乔应甲心目中的“对联”、“对”、“联”的概念,与我们今天文体学意义上的“对联”概念之间并不是完全相等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区别,两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合,分歧的部分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从卷七“分定四条(各附对一联)”一则所附的偶句可以看出来:

  苏东坡金山寺埋银后俸禄与僧校相同;
  赵卫公因扫地拾银后例赐少百锭之一。

  某纫匠梦与五品大夫作襕衫始终应验;
  李循模越次而贡钻剌而营缺到底成空。

  杜祁公俭而寿考终吉;
  寇莱公奢而南迁不返。

  石家金谷园当年何丽;
  马氏玉池杯今日安在。

  作者明言“各附对一联”,但我们看到的却只是四个十分宽泛的偶句,与对联文体不合,与明代的主流对联创作也不合,甚至比清言小品中的偶句还觉宽泛,这无疑表明乔应甲心目中的“对联”并不完全指我们所说的“对联文体”。再要强调的是,在律诗、骈文、清言小品都十分兴盛的明末,对于普遍应用对偶修辞的上述文体来说,“对”、“联”、“对联”等概念同样可以指这些文体中的偶句。

  《半九亭集》全书计有偶句3867则。其中“偶感”占470则,“看史”占898则,“杂咏”占1115则,以上三类2483则偶句的对仗均十分宽泛,工整者不过十之一二,其它则有个别篇章对仗十分精工,与对联文体并无二致。若按照与对联文体的距离来分,全书篇章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很像对联的篇章,如“春联”、“家联”、“洗耳园对”、“坟墓”等,比前三篇稍差一些的还有“寺观”、“羽衲”、“道释”、“关帝庙”、“孔庙”这些篇章,上述作品体制上基本与对联无异,且有一些实用楹联的影子。

  2、基本上像对联的篇章,如“写怀”、“适意”、“叹世”、“书斋”、“园林”、“洗耳园”、“隐趣”等,这些篇章中的偶句抒情、写景的意味较浓,对偶上基本符合对联文体的规范,但因为大量作品集中在同一题目之下,这一点又呈现出明显的清言小品特征。

  3、除上述与对联相似的篇章外,占本书大部分的内容,如“偶感”、“看史”、“杂咏”等篇章,或简单的以两事对举,或以两位古人对举,偶句的对仗十分粗疏,一般都存在同字相对的情况,有些似对非对,作者似乎只是想以偶句的形式直抒胸臆,这些篇章虽与正统的清言小品稍有差别,但还是能够归之于清言小品中,但这些偶句根本不可能是对联作品。

  4、有些倾向于箴铭类的篇章,如“官箴”、“谨言”、“君鉴”、“勤政”“谭交”、“处世”等,纯粹说理,也是典型的清言小品风格。

  5、“书牍”、“譬喻”等篇章中的偶句,多为解释典故,即非对联,也与清言小品差别很大,只类似于蒙学读物。如“多之譬曰车载斗量;疾之譬曰箭驰风疾。”这类句子。

  6、文末附偶句,偶句间杂散体文,以及诗文偶句相杂的篇章,如“续善利图说”、“心学”等,其它如“偶感”中也是杂有律诗及非对偶联句。

  7、律诗及四言、六言杂诗。

  《半九亭集》中的偶句,总体上可以说是对联文体色彩十分明显的清言小品集,从确定无疑的对联作品,到含有一定对联意味的作品,再到根本不像是对联的作品,全部偶句可以说是处在清言小品文体与对联文体之间,这一现象表明对联与清言小品两种文体在晚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流倾向。

  从另一方面说,乔应甲为文以抒发胸臆为主,在文体辨析以及文章体式上并不过分执着和仔细,这也正是乔应甲的创作与一般“山人文学”的区别所在,所以《半九亭集》李嵩序言指称该书“为近体,为箴铭,为骈语,为杂著,所载虽不伦,无非信手拈来,言言挟经世之术;任天而动,在在写会心之机。试一披卷,而名言确议,凿凿不磨;法语危辞,节节可按……”另一篇佚名的序言也采用了类似的评述:“一日出半九亭集示余,则皆公信手所拈笔也,为近体、为箴铭、为骈偶、为杂著,罔不根极理道,发摅性情,不钩棘而工,不刻深而至,而其痛快解颐,犹之接严宾之后而逢好友,与之鼓掌而矜射覆也。可以兴,可以观,比于量铭侯辞质有其美焉,岂其抽黄对白,与经生辈竞雕虫之技,为壮夫所咄乎?”

  再者,《半九亭集》中还存在篇章分类不清晰问题,如“寺观”、“羽衲”、“道释”的重叠,各篇章中也普遍存在作品归类不精确的问题,这都体现了乔应甲《半九亭集》“杂”的特点。

  乔应甲在文体辨析上的粗疏,也为我们今天判定其内容的文体属性带来了一定困难,只有历史地看待与理性地分析这一问题,才会得出与客观实际相接近的结论。虽然《半九亭集》的一些章节是搜集了若干副实用性对联而成,但并不能改变书中偶句属于清言小品的定性,全书更不可以冠以“对联专著”的名称。《半九亭集》的文体属性很驳杂,其中有律诗,有杂诗,有清言,有箴铭,有对联,有说理的散体文,还存在着各类文字夹杂纠结的情况。把这些内容进行辨析区分,然后进行分项研究,是深化乔应甲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向。希望借“乔应甲楹联艺术全国论坛”举办以及“乔阁老传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风,加强对《半九亭集》的整理工作,争取尽早影印或点校重印此书,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或者分别从中整理出《乔应甲联语选》、《乔应甲律诗选》,用来作为乔应甲楹联研究及诗歌研究的基础。

  《半九亭集》可以说是一座文学宝库,它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史书对作者的各种评价而受到影响,它的价值也不会因为对其中各种内容文体属性的研判而受到影响。乔应甲其人其文,完全可以当作临猗乃至运城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但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的运作与学术文化层面上的研究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例如谈到河东“根祖文化”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起炎黄尧舜的遗迹,但若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却都是不曾存在过的传说人物,这就是社会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区别。希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乔应甲研究机构及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使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充分挖掘利用本地文化资源两个层面的工作尽可能相得益彰。乔应甲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注重其中的一端而忽视了乔阁老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只有着眼全局、深入研究、拓宽领域、精心筹划,才能以乔阁老文化的整理、开发、利用为龙头,带动临猗县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进而以文化发展带动运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刘太品
                      2008年9月8日至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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